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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的影响依然在中东延续

来源:皇路寺泉网 作者:未知 发表时间:2019-09-10 18:44:09 我要评论

罗根:是的,“一战”带来的国际格局剧变,使阿拉伯民族主义在真正成熟之前,就获得了付诸实践的试验场。事实上,对1914年之前的阿拉伯政治精英来说,“独立”并不是一个优先选项,他们更关心如何在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改革)框架内获得更大的自治权利和政治影响力。假使奥斯曼帝国能从大战中幸存下来,有很大概率它会变成一个和奥匈帝国类似的二元化国家,帝国本土与中东诸行省拥有等量齐观的政治地位。

《 人民日报 》( 2018年09月19日 21 版)

有趣的是,那些在1948年之后从阿拉伯国家迁居到以色列境内的“归化”犹太人,也就是所谓“东方犹太人”(MizrahiJews),本身变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为自己的多元文化背景而自豪,要求在以色列国延续阿拉伯语教育,倡导一种混合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特色的社会习俗。许多东方犹太人及其后裔成为今天以色列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和电影导演,从中也可以看出历史的影响:尽管“一战”带来了身份认同问题上的转折,但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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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一战”结束之后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代表的已经不仅是求取独立和自决的诉求,它还象征着一种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努力,一种为阿拉伯社会自身创造现代化政治和经济模式的尝试。在20世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阿拉伯人曾经试图模仿或引入过英国式的君主立宪、美国式的议会民主以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尽管都以失败而告终,但阿拉伯社会寻求政治现代化和建立责任制政府的努力,并没有随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式微而消亡;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的种种宣言和倡议中,你依然可以发现它们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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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中东学教授尤金·罗根(李亚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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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内涵如此不明晰的政治潮流,却能在20世纪的中东一再掀起波澜,是否得益于“一战”的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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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确立了中东诸国的国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国家体系,但这一切并未征询过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意见。整整一个世纪里,这些国界安排造成了经久不息的冲突,最终使中东成为20世纪的战争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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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犹太人问题是“一战”在中东最重要的历史遗产之一。1917年,英国政府为酬谢犹太人社团在大战中做出的贡献,通过《贝尔福宣言》做出了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之家”的决定,也成为之后五次中东战争的导火索。你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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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根:“一战”末期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第一波勃兴,由于1920年《圣雷默协定》奠定的帝国主义秩序,遭到了羞辱性挫败,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插手,在中东世界造成了国际和国内的双重不公。从国际层面看,建立囊括整个“肥沃新月”地带的统一阿拉伯人国家的憧憬被彻底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分别由英法两国从背后操控的“继承”国家,无法实现真正的自主。英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建立“犹太民族之家”,使犹太移民得以大量涌入巴勒斯坦地区,给阿拉伯人造成了新的危机感。而在国内层面,在那些战争结束后出现的新的君主制国家,例如伊拉克、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帝国主义者怂恿上层精英以牺牲大多数人民为代价聚敛财富,鼓励他们沉湎于物质主义、不思进取。这在新一代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心目中埋下了新的反抗种子。

罗根:毫无疑问,大战最重要的遗产是确立了中东诸国的国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国家体系,但这一切并未征询过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意见。其中的某些安排造成了经久不息的冲突。例如,库尔德人本来希望通过民族自决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但在战后的秩序安排中,他们的聚居区却被分别纳入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和叙利亚四个国家的统治之下,带来了持续近百年的紧张局势。另外,英国单方面承诺将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民族之家”,最终发展为以色列国,造成了巴勒斯坦地区至今未绝的民族对立和暴力活动,这也是大战的后果之一。整整一个世纪里,“一战”催生出的国界安排造成了经久不息的冲突,最终使中东成为20世纪的战争重灾区。在21世纪的今天,中东国家和国际社会都应当为克服这种负面遗产,为建立运转良好的责任制政府以及和平、安全的中东新秩序而努力。

罗根: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犹太社区作为中东诸阿拉伯行省的有机组成部分,实际上发挥着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如果我们回顾“一战”前夜的中东世界,犹太裔音乐家和文学家曾经是巴格达社交场上的宠儿;在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犹太社区的存在塑造了当地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包括充当了沟通阿拉伯世界和欧美之间的窗口。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乃是阿拉伯现代史的一部分。

大战结束之后,英法两国基于均势理念而不是阿拉伯人本身的诉求,重新划分了中东版图。这固然是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思想,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阿拉伯人无法清晰地勾勒出他们希望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中东新秩序。巴黎和会给了阿拉伯人实现民族自决的权利,但不同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提出的方案却是彼此冲突的。英法两国认为,既然无法建立基于本地人一致愿望的稳定秩序,那么帝国主义式的“委任统治”至少可以作为权宜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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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东留下的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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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情形也是对凯末尔改革的某些不近人情之处的一种补偿性调整。尽管凯末尔通过他的军事斗争,修正了“一战”结束后英法两国关于土耳其领土和政治地位的安排,但他面对的毕竟是从多民族帝国转型为单一民族国家这样一个极其宏大的命题,而且并没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谋篇布局。最终他做出了一个简单明晰的决定:将一种属于城市居民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强制推行到全国,并以军队充当新秩序的维护者。这种机制在土耳其稳定运行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在许多方面其实已经和现实脱节。

应当承认,英帝国在它的最后几十年时光里患上了“帝国晚期综合征”,未能给一些地区创设一种稳定的后殖民时代政治秩序,但这并不是普遍现象。在波斯湾沿岸诸国和约旦,英国在“一战”结束后缔造的权力结构以及政治模式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可以长期享有和平与繁荣,这同样构成帝国的遗产。

但大战带来的变化给阿拉伯世界的各种势力提供了新的机会。英法俄三国都试图在中东这个土耳其的“后院”制造混乱,因此极度鼓励阿拉伯政治精英们追求更激进的政治独立和民族自决(Self-determination)目标。阿拉伯世界几个主要的政治集团也以“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标签,希望借此使本集团的利益实现最大化。但这些集团之间往往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共识,他们的目标是互相冲突的。汉志的哈希姆家族致力于恢复古典时代阿拉伯帝国的版图,黎巴嫩的马龙派基督徒企图借助法国的力量建立一个较小的独立国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精英要求吸收约旦,美索不达米亚则把叙利亚视为它的天然组成部分。这种诉求上的混乱甚至延续到了今天:在21世纪,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依然寻求取消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地理边界。一个拥有本地化诉求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另一派主张大一统的民族主义者眼里,可能就变成了“分裂分子”。

三联生活周刊:“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土耳其比英国更早面临帝国转型问题,这也是你的著作阐述的主题。人们一度认为,凯末尔共和革命的成果已经使土耳其彻底摆脱了历史造成的负担。但进入21世纪后,雷杰普·埃尔多安(RecepErdo~an)治下的土耳其似乎再度出现了带有复古色彩的奥斯曼主义倾向。

“如果生命不可逆,我愿用最后的勇气去换得对你所有的记忆”,影片讲述了独居的郑先生发现自己患阿兹海默症并开始逐渐遗忘自己去世三年的太太后,决定在所有记忆消逝前重新踏上年轻时最怀念的那一段环岛之旅。郑先生和小武协商卖掉了要拆迁的房子,开始了自己的海岛之行遇到了一个名叫阿灰的年轻女孩,莫名的熟悉感和机缘巧合下,两人开始结伴同行...

尽管曾长期为英国议会、外交部以及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提供中东政策咨询,罗根教授却不认为中东学研究的价值仅仅在于“实用性”的一面。在他看来,20世纪以来的中东历史尤其是阿拉伯国家的历史,一方面记录了阿拉伯人被强行纳入由欧美帝国主义制订的游戏规则并对其做出抗争的历程,同时也浓缩了他们寻求在本国建立责任政府制度以实现内生的政治现代化的努力。从“一战”末期的民族自决尝试到21世纪初的“阿拉伯之春”,这种双重抗争延续超过百年,构成世界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为学术界所忽视。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阿拉伯人:一部历史》及其修订版中,罗根教授对此曾有过完整的论述。该书先后被翻译成10种语言,并入选《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大西洋月刊》2009年度最佳图书榜单。

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医疗中心传染病学教授威廉·沙夫纳说,这家康复中心状况“严重”,“非常虚弱的儿童碰上极具攻击性的病毒”。

中新网1月29日电 据外媒28日报道,鲱鱼是虎鲸最喜欢的食物,这种鱼每年2月至3月前都要到温度适合的水域产卵。而随着气候变化,为了产卵,鲱鱼必须不断向更远的北方迁徙,虎鲸因此也得随之迁徙。

对于IISS而言,邀请到中国防长出席是期盼已久的突破。香会于2002年首次举办,中国最初几年没有派高级别代表团参会。2007年,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章沁生率团与会,是中国首次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会。2011年,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参会,这是中国防长的首次出席,也是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其后中国代表团多保持在总参副总长级别。2017年和2018年,中国派出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何雷中将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

2015年撰成的《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一战”中东,1914~1920》一书,将现代阿拉伯国家体系的诞生置于世界史视野下加以考察,代表了罗根近年来的研究方向和成果,2017年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译丛”推出简体中文版。而该书所记录的“一战”结束后土耳其的国家转型、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犹太人问题的萌发等事件,不仅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也依然是世界政治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在“一战”结束已届100周年之际,罗根教授到访北京,接受了《三联生活周刊》的专访。

罗根:是的,考克吉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的抵抗足迹遍布阿拉伯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到伊拉克和巴勒斯坦。但讽刺的是,考克吉其实是一个黎巴嫩人,他却从未考虑过要为独立的黎巴嫩国家而战。这正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缺少清晰内核的一个缩影:考克吉曾为之浴血奋战过的那些国家,叙利亚、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对未来中东国家版图的设想恰恰是彼此冲突的。空有理想主义,却缺乏清晰的政治议程。

罗根:究竟何为“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曾经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论。这个概念最初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当它传入其他国家和地区时,根据所移植的土壤的不同,经过了形形色色的“转译”和修改,从而呈现出大相径庭的面貌。不仅如此,当现代民族主义思想传入阿拉伯世界时,它是以奥斯曼帝国作为中介的,这就带来了第二道扭曲——土耳其人对他们眼里具有过强“欧洲特征”的理念进行了修正,阿拉伯人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第二遍改动,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双重折射”现象。这给日后的研究者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作为少数在英国高等学府讲授人文学科的美籍教授之一,57岁的尤金·罗根(EugeneRogan)自嘲“在30岁那一年,阴错阳差地获得了全世界最好的工作”。少年时代,他曾随担任诺斯罗普飞机公司驻中东销售代表的父亲在黎巴嫩和埃及生活过8年,见证了1973年石油危机、黎巴嫩内战的爆发以及埃及、以色列两国戏剧性的和解,也初步萌生出对中东问题的兴趣。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罗根开始正式踏足中东学(MiddleEasternStudies)专业领域,主攻奥斯曼帝国晚期史和阿拉伯人—以色列关系史研究,1991年在哈佛大学取得历史学和中东研究博士学位。同一年,他被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聘用,在中东学泰斗阿尔伯特·胡拉尼(AlbertHourani)创办的该校中东研究中心(MEC)从事研究和授课工作,继而出任该中心主任。2017年,罗根当选为全英人文及社会科学类最高学术机构——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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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年前两个月整体情况来看,人民币贷款增加4.11万亿元,同比多增3748亿元。分部门看,住户部门贷款增加9192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3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9195亿元。

埃尔多安之所以能在他的前两个总理任期内赢得相当普遍的支持,根源就在于选民愿意容忍在合理限度内的政策调整。在认可并拥护共和政体的前提下,允许具有一定宗教背景或文化形态的政党平等地参与政治生活是一种良性现象。但在那之后,他们越界了:埃尔多安关心的已不再是维护共和政体的运转健康和增进国家利益,而是排除异己、使自己的执政地位可以不受制约地延续下去。不过目前的土耳其政府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正义与发展党一家独大的地位首先是建立在经济业绩基础之上的,而目前土耳其的国民经济正处在挣扎之中。长此以往,人民总会用选票来表明他们的态度。

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后,你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在承认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先天不足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它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抵抗和嬗变中,一直在探索在中东世界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能否请你进一步阐述这一看法?

罗根:从结果上看或许是如此,但能否单凭结果就反推相应的动机呢?整个20世纪,英国殖民地体系的瓦解带来了三场经久不息的冲突:印巴战争、塞浦路斯分裂和巴勒斯坦问题。但仔细推敲的话,英国人对冲突竟能延续至今恐怕也始料未及。在印巴分治问题上,英国政府的安排的确失之简单,但印巴两国间矛盾的焦点却是与殖民统治无关的克什米尔领土争端。在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两大族裔之间关系的紧张早在19世纪末英国人进驻之前就存在,英国只是未能在殖民统治时代对其做出纾解。至于巴勒斯坦,它无法成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征兆在“一战”结束后不久就现出了端倪。英国政府在30年代初就提出了实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治的倡议,但被阿拉伯人所拒绝,到1948年联合国通过分治决议之后,战争实际上先于英国撤军就爆发了。

罗根:毫无疑问,过去5年间在土耳其发生的新变化是对上世纪20年代凯末尔改革的一次倒退。埃尔多安推进的一系列政治议程允许宗教尤其是伊斯兰教意识形态对公共生活发挥更直接的影响,由他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AKParti)公开提倡有悖于世俗化原则的奥斯曼主义文化,从而和凯末尔的遗产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三联生活周刊:去年造访你曾经生活过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时,我注意到那里的一些街道依然飘扬着叙利亚社会民族党(SSNP)的黑红旋风旗。这个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诞生于上世纪30年代,是对英法两国在“一战”结束后拒绝承认阿拉伯人自立的叙利亚王国的反应。“一战”在中东的最直接影响是带来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勃兴,但这种“民族主义”究竟有着怎样的内涵,一直是一个相当含混和矛盾的问题。你是如何理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

通告称,犯罪嫌疑人程鹏,男,汉族,辽宁省黑山县人,现年54岁,牡丹江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涉嫌重大职务犯罪,于2019年2月26日失联。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提供犯罪嫌疑人程鹏的线索,举报、动员、规劝在逃人员投案自首。对抓获犯罪嫌疑人提供有价值线索,经查证属实并协助抓获犯罪嫌疑人程鹏的,将对举报人予以重奖,并对举报人严格保密。对窝藏、包庇、资助职务犯罪案件在逃人员的,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依法从严惩处。

李卓彬表示,今年是新中国70华诞,千名香港老归侨此时乘坐复兴号高铁来北京参观访问,充分体现了香港同胞,特别是广大香港老侨胞们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中国侨联愿与香港侨界同胞一道,携手为香港更加辉煌的未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努力。

诚然,今天犹太复国主义者话语的强势使得许多欧美人士对阿拉伯国家的看法出现了不公正的偏颇,以色列国在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中也时常处于更抗拒对话、更一意孤行的地位。但也应当承认:“一战”结束之后尤其是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前后,阿拉伯人受他们那种宏大而含混的民族主义激情所驱使,主动选择了和犹太人群体做切割。伊拉克、埃及和叙利亚历史悠久的犹太人社区受到新成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的打压,其居民要么迁居到欧美,要么选择成为以色列公民。结果遂使这些国家本身的文化和社会风貌丧失了多样性,变得愈发单调无聊。这种划清界限的做法实际上也影响到了埃及、巴勒斯坦和伊拉克的基督徒少数派群体;当他们处在一种高度政治化的伊斯兰价值观的影响下时,境况很难变得更理想。

毕竟,尽管兴起于19世纪末期的奥斯曼民族主义同样是对欧洲舶来品的模仿,但土耳其人的种族特性和长期以来的地理边界都是相当明晰的。在“一战”爆发以前,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们已经默认安纳托利亚地区是他们的“中心地带”;而居住在巴尔干、两河平原以及沙姆地区的帝国属民,即使他们同样信奉伊斯兰教,在奥斯曼民族主义的框架下依然只是从属者。而阿拉伯民族主义则不同:从1920年短命的叙利亚王国,到叙利亚社会民族党代表的世俗民族主义,再到泛伊斯兰主义者鼓吹的基于宗教一致的联合,阿拉伯世界的团结有时是基于文化和历史关联,有时是基于宗教,还有时是基于某种经济模式,迄今都没有达成共识。

皮查伊回答:“搜索是一个大规模的运算过程,我们也不会人为干扰任何搜索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犹太人问题是英帝国给中东世界埋下的“地雷”。当英国人被迫从曾经的殖民地领土上撤退时,他们总会埋下一些这样的“地雷”,以阻止当地出现一个统一的强大国家。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公众号消息,在5月15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国际社会这两天对中美新一轮互征关税普遍表示忧虑,认为中美经贸摩擦升级会对世界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性。有人用“晴雨不定”来形容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并将贸易问题列为“全球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中方对此有何回应?准备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缓解各方忧虑?

《 人民日报 》( 2019年03月15日 16 版)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看法使我想起了法齐·考克吉(Fawzial-Qawuqji)这位“阿拉伯的加里波第”。他在20年代的叙利亚领导过反对法国殖民者的起义,在30年代的巴勒斯坦参与了反对英国委任统治的斗争,在1948年又指挥阿拉伯志愿军进攻新成立的以色列国。我们很清楚考克吉在反对什么,却无从知晓他希望建立什么。

在网友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当京东金融App在后台运行时,网友打开银行App界面进行截图后,随后在京东金融App的文件目录下,就找到了这张界面图片。

另外,该剧跟撞车的另一部热播剧《延禧攻略》同题竞争,比较性讨论也令网友乐此不疲。总之,从开局来看,《如懿传》和《延禧攻略》各有优势,但调性和追求非常不同。相比后者仅以“爽剧”为唯一目标的清晰明朗,《如懿传》更加复杂多义,难以一言概之。目前6.6分的豆瓣评分能否概括《如懿传》的真正成色,显然下结论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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